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版 - 第1025期(2018年10月25日) - 第02版:第02版      语音播报
 

“北京一号”研制记

作者:俞公沼、焦定禄等


 

1958年初,王大昌和沈元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座谈会,会上他们向总理汇报了北航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后改为轻型旅客机,即“北京一号”)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

同年6月29日,周总理批准北航报请试制多用途飞机的报告,并由上级拨来经费15万元,全院召开“北航一号”“十一”上天誓师大会,武光院长提出“苦战三个月使飞机飞上天”,“北航一号”

正式上马。

   1958年9月22日,“北航一号”在首都机场第一次试飞成功,这是我国当时自己试制成功的第一架轻型飞机。两天以后,“北京一号”命名起飞典礼在首都机场举行,北京市市长彭真正式将“北航一号”命名为“北京一号”。近六十年以后,尽管当年“北京一号”的主要设计者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仍有很多老的北航人留下了关于“北京一号”的回忆,这既是他们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也是北航历史上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关于北航为什么要研制“北京一号”,当时担任飞机设计教研室主任助理的俞公沼记得很清楚,他回忆道:当时有个苏联专家库兹明就跟我们教研室主任说了,我们苏联当年在三几年的时候就自己设计飞机。徐鑫福先生当时也觉得我们每年都要派人去实习,到工厂去实习,一年派两个教授带队去,算了一下得八九年才能轮一遍,这样培养人才太慢,后来我们徐先生就想自己设计飞机。正好民航来找,说民航想搞一个农业飞机,北航是否能合作一下,一起设计一架飞机,这就一拍即合。库兹明也赞成,所以1957年,教研室马上就开始设计飞机。这时中央也来人题词了:“一定要把‘北航一号’送上天”。周总理也说:“给你们两万块钱,你们好好搞一搞。”这样领导一支持,中央一支持,这事就算定了。

“北京一号”是1957年接近年底开始筹办的, 1958年干了差不多整整一年,还改了一个方案。原来的方案是民航的方案,就是制造农业飞机,农地里飞行,所以起落架腿短。后来由两个人分别设计两个方案,张克明设计一个方案是高起落架,客机的形式;吴崧设计农业机的形式,两个方案评比。评比来,评比去,最后武光就说我拍板,就要商业载客的飞机,别人不要,全国每个省、大市都要一架,也够我促销了。这一拍板,从6月份开始,大战一百天,三个月,“十一”送上天。

俞公沼说,他这个主任助理就是主任出了主意,他去跑腿落实、执行,“我就相当于传令兵”。对研制“北京一号”的初衷,和俞公沼同在一个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杨国柱也有详细的回忆,他的回忆也可以与俞公沼互相印证:“北京一号”原来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教学活动,就是自己学校设计一架飞机,这样的话,教师就可以真正参与设计工作,也有利于教学工作。之前教研室也有这样的想法,不断抽调人到设计室去实习,再回来从事教学。但是这样弄的话,又太费时间,需要很多年才能把所有教师轮训一遍,所以教研室就提出来,我们自己做一次设计,这样能更快收到效果。正巧1958年,学校提出来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一架飞机,也就是“北京一号”,于是全校动员来做这个飞机,号称一百天要把这飞机送上天。


在短短的一百天里,研制一家客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全校各个单位的协同作战是不可能的。差不多所有的师生都动员起来了。王洪星说:我到航院以后,负责基础学科的教学工作。我没有具体参与“北京一号”的设计过程,只是参与了一个小玩意儿的研究,飞机的起落架。有人研究“小玩意儿”,也有人在设计更复杂的部分,杨国柱当时就负责“北京一号”的动力部分。“北京一号”制造过程中,我负责动力装置,发动机架、发动机罩、发动机操纵系统、燃油系统等,这都归我管。就是所有动力装置都由我管。那个时候,很多教师都参与设计这个系统,最后完工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调走了。

对于当时的北航来说,“北京一号”的设计工作还不是最困难的,把图纸上的飞机,变成一架能飞起来的飞机,制造的过程更困难。但是,这也没有难住北航的师生们。当时担任铆装车间支部书记的焦定禄回忆:做“北京一号”的时候,主要建了两个车间,一个是铆装车间,实际上就是生产零件,并初步装起来;还有一个是总装车间,就是全面把它组装起来。当时,学校临时派我去当铆装车间的支部书记,车间主任是吴俊恒———飞机工艺教研室的老师。“北京一号”我还打了不少铆钉呢,就在飞机的后几排。

制造一架飞机,需要大量的人手,远在沈阳带领学生实习的冯宗律也被临时安排了任务。那个时候,传来消息说学校要做“北京一号”,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学生改成工人,马上分了好多组,自己动手操作。各个班组自己做钣金,搞铆钉,上机床操作。这样一来,实习期就延长了。本来是两个多月,结果延长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才结束。春天的时候,学生回来筹建车间。做飞机要有车间才行,需要场地,后来就把体育馆改成了一个车间。我们在体育馆里面准备了模线,又做型架,又做模具,这都是工具,我们叫它工艺装备。我们在体育馆里成立了一个型架车间,安装部件,有一百多人,我是型架的主任。那个时候缺干活的人啊,只能到各个工厂去找人来,南方320厂和112厂都有工人来。从南方320厂就请来了8个师傅, 8个师傅帮我们把飞机的型架做起来,非常不简单。我们都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就从飞机修理厂拉一些部件回来。所有的飞机部件都在这个车间里做,装完型架,再装

飞机。

从沈阳急匆匆赶回北京的还有王幼复:记得当时,沈阳工厂刚从苏联进口旋压机,工厂不会用,我正在看俄文的说明书,看怎么操作,结果那时就停了,学习钣金工,要达到三级工的水平,然后回学校搞“北京一号”。

俞公沼回忆说:“北京一号”试飞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从机场回来说,不行,飞机上缺东西。试飞员说飞机上缺东西,飞机尾巴上开了天窗,缺一个整流罩。飞行员很内行,他一看后面空了一块黑洞,说这样不行。当时我赶紧让设计组去弄,我拿复印的硫酸纸画了一个草图,照着那原设计图的位置画了一张图。当时可谓机缘巧合,有一个钣金八级工,人家要退休了,被请来做钣金,这图送到他手里,他帮着一敲一装,就装上了,这样飞机就可以飞了。说起来也是神了,当时他们是找的我,找别人不敢负这责任,不是业务不行,而是他不敢负这个责任,算是我就把这事儿给圆上了。


在1958年7—9月份三个月里,在北航校园里,流传着一句响亮的口号:“大干一百天,飞机飞上天”。近60年之后,这个口号仍然回荡在每一个参与过“北京一号”研制的老人的心中,而伴随着这个口号的,是他们对当时加班加点、日夜奋战的记忆。

杨国柱用“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工作状

态,他说:那个时候老师跟学生在一块儿工作,指导工作归老师,审查也由老师来审查。那时候真是黑天白夜连轴干,非常紧张。老师和学生整天都趴在桌子上设计图纸,晚上12点以后,才回去睡觉。晚上10点的时候,食堂会送一点儿夜宵,有汤、馄饨和包子之类的。食堂把做好的夜宵抬到设计教室来,分给大家吃。学生们往往要干到夜里1点钟再回去。有的学生就不回去了,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然后接着干。

杨国柱的同事俞公沼也提到了夜宵:7、8、9就是大战三个月一百天,全校敲锣打鼓,那时候学生干劲真大呢!时常干到夜里头,武光一看学生太辛苦了,夜里12点钟,来一顿夜宵,热腾腾的馒头。领导一支持,学生的干劲更大,学生通宵达旦干,真是大干一百天,“十一”真上天了。焦定禄在车间里整整待了三个月,他回忆说:这三个月简直是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限了,学生也是一样。每天7点到车间,然后一直干,中午吃顿饭,也不休息,下午又接着干,干到晚上,吃顿晚饭,吃完饭再干,干到差不多夜里12点。名义上12点收工,实际上到1点也完不了。1点钟回去睡觉,你想想看,早上7点钟又回到车间,就休息五六个小时,三个月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当时提出“大干一百天,飞机飞上天”,没有余地。我那时候20多岁,也觉得累得很,在指挥部开会的时候,别人在那边发言,我这边都睡着了。

泡在车间里的还有从沈阳回到北京不久的冯宗律,他说:一天到晚都是泡在车间里面,后半夜睡觉。之前吃一顿夜宵,吃蛋炒饭,那时候米饭是很宝贵的,吃完夜宵就回去,第二天一大早再来。那个时候,学生也不上课了,毕业班做毕业实习,还有低年级学生来搞宣传,跳舞唱歌鼓舞人心。那时候真的是兢兢业业,我们都年轻,才三四十岁。大家目标一致,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把东西做出来。再一点,我们这个东西是有技术性的,不是糊弄,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从动手能力上,思考问题上,还是从实践经验上,我们都有所增长。所以,后来大家对这1958年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对1958年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周自强,他被临时抽调去搞一份

叫《北航上天报》的快报:我不是会画画嘛,我就到里面去写生,很多东西都弄校报上。后来《光明日报》有个常驻北航的记者看了我的画以后,他说这个可以转载到《光明日报》上,所以后来《光明日报》就登载了,现在要查1958年的《光明日报》,肯定有几幅我的画。


也许是“北京一号”要在“十一”上天这件事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很多老人都把“北京一号”上天的时间错记成了国庆节,真正命名起飞的9月24日倒都不大记得了,但他们却都对那天试飞的情景记忆犹新。

杨国柱回忆说:一百天的计划,可以说按期完成了,十月一号就把这飞机送上天了。飞机送到机场去以后,我们也跟到机场去。我管的是动力,当时发动机调试师傅就睡在机场,我们就在停车库里工作。试飞的飞行员,我们请的是民航的潘国定当首席试飞员,就是飞西藏拉萨航线的那个飞行员。另外空军也派一个试飞员,他们两个人负责试飞。“北京一号”这架飞机有十个座,八个客座,加上正副驾驶两个座,一共十个座,可以带十个人。续航能力是五百公里。事实上我们这个飞机由北京飞到了上海,中途有许多个站,像徐州、青岛、济南都停,五百公里一站。

冯宗律也去了现场:飞机做出来以后,我们都去看试飞,那个飞行员很有名,是曾经开辟过成都到拉萨航线的那个人。

周自强是跟《光明日报》记者一起去的,和杨国柱不同,他记住了那个日子:1958年9月24日在东郊机场,现在的首都机场,试飞的时候我也去了,因为我作为校报的记者,跟《光明日报》记者一块去了,《光明日报》记者当时就报道这个事。

“北京一号”成功试飞,加上当时“北京二号”“北京五号”相继上天,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胡孝宣后来回忆:这几个型号搞出来以后,我们就跟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彭德怀说搞个展览吧,更形象,更容易懂,更容易了解,让大家都

看看。后来就在国防部后面小楼办了一个展览,展览北航那段时间的科研成果,影响还是挺大的。咱们这些老帅、大将也没见过这些玩意儿,他们也特别有兴趣,他们看了以后还对北航提了很多希望,讲了很多鼓励的话。现在大家不是常常看见有一张照片嘛,武光陪着周总理,那就是周总理去看我们那个展览会,武光跟他讲解的时候照下来的,那张相片的后面有一个人是我。

这是属于胡孝宣的光荣时刻,也是属于北航的光荣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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