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校初期的生活点滴

    建校初期的生活点滴 一我1936年农历三月出生在现在的上海市奉贤县,上初中时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就想找一个不要钱的中学,后来找的是上海浦东洋泾中学,上了一年以后转回到奉贤县立中学。初二的时候,上海解放,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念初中的时候,国民党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发行金圆券,金圆券很快就不值钱了,我们到学校里面去,不是带零钱而是带大米,就从家里拿一点大米去,包括理发都交大米,钱已经不管用了。所以解放以后我就觉得共产党特别好,我这一生对共产党感激不尽。初中毕业想继续上学,当时农村的孩子许多不再上学,想要升学的大多选中专,因为中专不收学费,这样能早点工作挣钱。我也一样想减轻家里负担,所以报考了几个中专学校。但中专毕业不能考大学,我想碰碰运气,所以又报考了当时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不收学费,住校。结果出人意外,我是奉贤县中当年唯一被上海中学普通科录取的学生。我父亲1952年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住在上海一个小平房里面,家里的条件非常困难。我母亲只能到上海的申新九厂去当护士赚点钱,但是也供不了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些大学上学是不要钱的,像北航就不要钱,所以我就报了北京航空学院,当时就考上了。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是组团一块过来的,坐火车到北京。路费要自己出,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但行李要自己准备,这个对我来讲就已经很困难了,我母亲把她久存的戒指当了,卖了钱给我准备了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其他的就没什么东西了。二 我1953年考上北航,学的是发动机工艺专业,第二年我就调到发动机设计专业去了。1953年是北航第一届招生,所以整个学校开学比较晚, 10月份才开学。来了以后对我来讲吃住都没有问题,所有的条件都比家里好,吃的也比家里好,住是8个人一个房间,我觉得也不挤,本来校车把新生们从火车站接到了北航在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我也没有什么地方睡。刚入学的时候,吃饭就在走廊,不要钱,食堂做好了放在走廊上随便拿着吃。上课是在工棚,工棚实际上是工人的食堂,工人去上班了,我们在里面上课,曾经有过我们还没下课呢,食堂的饭菜就开始往里送了。考试就在老师的住宅,是个套间,我们一年级考试全是口试。口试的时候在外面的房间抽题,到里面房间答题。我印象里开始也没有自来水,宿舍外面有一个井,打井水很凉的,而且没有暖气,冬天把我们冻得够呛。入学第一年是不要钱的,第二年就要钱了,要收伙食费,每个月十二块五,那对我来讲可是困难了。我来的时候带的被褥一直用到我毕业以后,绒裤都是自己补了又补,穿了好几年,那上面就是补丁摞补丁。我现在真后悔把那个扔了,现在如果留着的话是很好的教育,可以给我的后代看。到了第二年要饭钱了,困难学生可以申请助学金,我其实可以申请全免的,但是那个时候思想比较进步,我就向大姐求助。我大姐上的军干校,后来当志愿军到了朝鲜,她从朝鲜每个月给我寄十块钱。那么我就申请半免,大姐给我十块钱,我交六块二毛五,还剩下三块七毛五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费。到了大四,我自己也很想入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家了一次。就拿这个钱买火车票。车站说是加班车,慢车的票价,快车的点,学生半价,我记得是十块几毛钱回上海,其实上当了,一路慢车每站都停,从北京到上海走了36小时。我回上海主要是了解我的社会关系,然后回来好汇报,将来要政审,就这么回去了一趟。大学五年就回家这么一次。我大姐一个月给我十块钱,解决了我在上大学阶段的困难。即使这么穷,我也没觉得苦。我们经历了很多,包括困难时期和各种运动。我最近跟别人聊起从来没觉得苦,好像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三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北航是评优秀生的,有一等优秀生和二等优秀生,当时我们的成绩是学苏联的五分制,二分不及格,三分及格,四分是良,五分是优。一等优秀生全优,就是说这几年所有的课程全部是优秀,二等优秀生是不许超过三分之一的良,其他是优。比如说一共50门课,大概15门课,你可以是良,其他必须是优,但不能有一门是及格,我是二等优秀生,学习还可以。当时的优等生是很光荣的,北航有个光荣榜,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的名字在上面,光荣榜就在保卫处那个楼的前面。1958年我毕业的时候,正好是“大跃进”,那时候就要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我的毕业设计是在西安113厂做的,设计的是滑油泵,叫作参加工作代替毕业设计。毕业以后就要分配了,那个时候不想当老师,我这个人从来很低调,也很腼腆。我在中学的时候说话会脸红,我心想,我这样的人怎么当老师呢?我要去工厂,就想去工厂当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我对工厂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现在的学生如果你让他去工厂好像就是贬低了,我那时候就想要去工厂。但是那个时候就动员我留校,可能是觉得我这个人政治上还可以,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完全是误打误撞最后当了老师, 1959年就当了学生辅导员。1958年我们开始设计“北京三号”,但是最后没有生产,即使没生产对我们的锻炼也是很大的,尤其对我。我们设计室有大概100人,因为设计发动机要设计各个部件,我是搞附件系统的,燃油系统、滑油系统、控制系统等。在设计室里面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当官,其实还不算官,但是当团支部书记是第一次。在三年困难时期带了学生去东北哈尔滨实习半年,就非常困难了。冬天走在马路上根本看不见屋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玻璃上全是结的霜。我记得那年是零下40摄氏度,住的宿舍是通铺,我跟同学住在一个没烧火的炕上。我印象很深的两件事:第一件是觉得身上有点痒,发现是长虱子;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同学实在是吃不饱,到食堂里面吃饭,看见有当地人在门口待着,洗碗有饭菜的渣子,捡那个渣子吃,有的同学也去拿着吃,我就跟我们其他同学说,你们谁也不许说他,他是饿的,不应该说他。到了过年的时候,饭店可以敞开了买饭,但是同学不会那么去吃,没钱的。困难时期在北京每个人一个月有二两肉,可是我们去实习的怎么办呢,肉票带去也没用,我有点小聪明,就出了个小点子,我让他们拿着肉票在北京买肉罐头给我们带过去,到那以后分着吃。那时在三号楼后边,我们305教研室还自己种菜,记得种的是胡萝卜,种完了以后大家分,还吃过野菜。我老伴也是北航的,搞飞机设计,她也是学生辅导员,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应该是在困难时期。1963年我们结婚了,结婚就在一宿舍里面,筒子楼里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把俩人的东西搬在一起,没有添加任何新东西,她的被子、我的被子合在一起,非常简单就结婚了。 郑祺选,1936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航,曾任北航副校长。

  • 时光

    时光 大概是突然的一瞬吧,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而母亲变老了。这种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却又是那么深刻,深刻到不敢一下子接受,却又能清晰的感受到了鼻尖的酸楚。上大学之后很少再用QQ了,偶尔一天在食堂排早餐的煎饼果子,无意间点开翻翻QQ空间里的动态,看到母亲发了好几条广告的说说。她很少发动态,更不可能发这样子的消息。于是我自然地提醒她QQ号可能被盗了,让她有空删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说说,并注意换一下密码。吃完早饭在教室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母亲的消息:“你说的那些‘说说’在哪里呀?我该怎么删呀?”于是我点开QQ,一步一步截图标注,让她按我说的操作步骤来,有不会的再来问我。只是,当我把那些截图全部点击发送之后,一时间,竟然有些愣住了。我的第一个QQ号是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母亲替我注册的。一直自称“很潮”的她,似乎一直追赶在新潮流的最前端,而我只是那个受益者。但此刻,我们却似乎角色互换了,她仿佛成了从前那个束手无策的我,而我,成了她有问题时想要求助的人。而这种感觉真正增强,是在10月份的一天。一天晚饭后,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让我点开支付宝抢红包。她在电话那头说扫码好复杂呀,说了好长好长的步骤,我没等她说完,轻轻打断了:“妈,没有那么复杂的,你只要……就好啦。”电话那头静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了一种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气:“好的呀!学到了一种新方法呀,我下次试试!”不知是秋风易引愁绪,还是夜色使人伤感,听到那一句话,我的视线竟模糊了。印象里母亲一直是一个要强的女人,能自己解决的难题从不愿求助他人。她也一直在我面前说“我那么聪明的人……”,说尽管从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是不服气的。只是当有一天,那个你习惯了一直可以依赖、可以求助的人,却以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语气来求助于你的时候,你会不习惯,更会有一些惶恐,和内心空落落的感觉。和外婆打电话的时候说到这个感觉,外婆笑着说:“她还以为她能逞强多久呀?也就只能在我们这种老年人面前显摆显摆了。”我笑着附和着外婆,“嘿嘿,是的呀!”“外婆,我马上要上课了,先不多聊了哈!”“好的好的,你一个人在那边要注意身体,有时间再聊!”“嗯嗯!”结束通话,我站在教学楼西侧的玻璃窗前,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变暗,看着大钟广场偶尔走过的背着书包的同学,看着他们的身影在路灯下,一点点缩短,又一点点被拉长。不经意地抬起头,却看到了玻璃窗那头的自己,看到了一双似乎已经翻红了的眼睛。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们总是盼望着独立,盼望着长大,盼望着羽翼日渐丰满,不再受父母的约束,可以独自翱翔在一片属于我们的天空里。可我们似乎忘了,我们的成长,和父母的变老,是同时进行着的。我们忘了,他们一直在适应我们的成长,而我们,却没有习惯他们的变老。所以,当我突然意识到父母慢慢变老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成长和独立的快感,而是一种突然涌上心头的无助与惶恐。大二开学初我和舍友一起相约办了学校健身房的年卡,怕母亲指责我乱花钱,所以一直没敢开口说。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问起我手里的余额,我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了她。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没有没有半点责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之后,她有一天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还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也办了健身卡,比你那里的便宜吧!”我又一次愣住了。几年前初升高,她说:“你要是能考上镇海中学,我每天送你去学校之后就去爬你们学校旁边的招宝山锻炼身体。”而事实是,我考上了,但三年下来,母亲一次都没有爬过山。所以,当我知道母亲也办了健身卡之后,一时间,竟有了一种“我走在前头,而母亲一直在我身后追赶,生怕被我,被时代慢慢抛下”的“错觉”。诚然,这是一种心中实实在在的感觉,可我宁愿称它为“错觉”。我知道凭母亲的性子,她一定不会承认;但这一次,我却是那个更不愿意承认的人。那个曾经渴望离开家,离开父母管束的女孩,却在离开家的第二年,第一次感到了一种遥远的惶恐和愧疚。前不久我和母亲因为我给男友买了数次礼物的事情发生了争执。她当时说的话很冲,一时无法理解的我找男朋友倾诉:“我明明没有多要生活费,为什么妈妈说我乱花钱?要不我以后给你买礼物的时候,先给她挑一份呀?”男友轻轻拭去我眼角的泪水,笑着摸摸我的头:“小傻瓜,你妈妈怪你乱花钱是气话。她是生气,气你用她给你的生活费给一个她并不熟悉的人买礼物;而这个人,偏偏还要和她抢夺本来可以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情感。伯母这是在吃我的‘醋’呢!”我渐渐开始恍然,母亲的生气,又何尝不是一种她对来自我的关心和感情的需求表达呢?我身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求学,她无法获知我的近况,更无法了解我的心事。而她,作为一个母亲,又该是怎样的想要融入我的生活,想要从我这里明确得知:无论何时何地,我的心里,依然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我的母亲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和她争夺这块地方,和她共享这份感情。于是,我开始渐渐地在朋友圈里分享生活日常,只是每一次发送,都期待着她的点赞或者留言。我想让我重回她的生活,哪怕只是一些小心情小事件,一些小思绪小感想。我希望可以尽可能地给母亲一份来自女儿的安全感:你一直占据着我心里最重要的一块地方,那儿永远是你的主权领土,没有人可以侵犯。亲情本就该是一种最牢固的感情维系,只是我,慢慢地将其忽视,将其弃置在心底,渐渐地不管不顾。我将自己的生活填充得满满当当,却忘了我的身后,永远有着的一份牵挂和念想。岁月若水,走过才知深浅;时光如歌,唱过方品心音。哪怕我们总说亲情是最根深蒂固的,但即便情最浓,时间久了,也会褪色;爱最深,回应少了,亦会心凉。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后,才会发现它早已深深刻在记忆中。那些你曾牵我手走过的家门前的小路,你抱着我口中轻轻哼唱的歌谣,叫时光;那些你做过的一餐一餐看似家常却总含滋味的佳肴,你一针一线织好的花色各异却温暖如初的毛衣,叫时光;那些冰箱里藏了许久的塞满了的海鲜,我拉着行李箱身后挥着的手和不舍离去的身影,也叫时光。只是,我在时光里轻盈的走,却忘了你一直在时光错开的角落里,等着我回眸。点点滴滴,是岁月的洗礼;深深浅浅,是时光的旋律。我不愿多年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想起那些曾经最亲最爱的人,已在时光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徒留心中跨越了时光河的温暖,即便那温暖能够永不消逝。如果你的变老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事实,那我愿祈祷时光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有机会牵着你的手,一起赏沿途风景,一起慢慢走过这时光旅程。或许你害怕一个人的时光,但我,亦如是!(作者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生)

  • 火车归乡旅记

    火车归乡旅记 我是个对距离不够敏感的人。谈起距离,总爱问别人:“从北京坐火车过去得多久啊?”就好比吃饭,一日三餐属于正常,一天吃四、五顿就显得多,“三餐”是判断多与少的秤上挂着的砝码。用乘坐火车的时间来衡量距离,北京到合肥“高铁四个半小时,快车十小时”,就是我心中的砝码。提起回家的火车,每个人或许都能说出一五一十来。如果你赶趟儿,坐4号线到北京南,乘高铁路过天津、济南、徐州,到达合肥南。转身搭上1号线,脚步紧些六个小时足够你从知春路到三里庵。若是有闲工夫,绿皮快车也不失为好的选择。晚上九点多发车,上车后打发些时间,等到车厢关灯,睡意也随之而来,醒来就已收到合肥旅游局的短信。这都是平常日子,若是赶上春节返乡大潮,没买上卧铺,那就是拼身体的时候了。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坐下来半身都没了知觉。年纪轻的还得还得装出so easy的样子,不能被扣上“身体虚”的帽子。我常坐的是两趟绿皮快车,T63/64和Z225/226。我没什么怀旧情结,坐快车也纯碎为了省钱,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每次乘车都能在旅途上收获新的体验与故事。比如,火车上的缘分。如果不是车厢里信号不好,我和大学同学兼老乡李豪的初次相认应该在那辆T64上——毕竟很少有人会在发车准点分秒不差的更新动态。但即使发现自己未来的同学就和自己在一辆车上,现实的差距也让我们难以相认。差距主要在我是硬卧,而他是硬座,隔得太远,关门太早。这美妙缘分中最遗憾的,就是李豪他不是个漂亮的姑娘。要说火车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得是那久别重逢的乡音。合肥方言最大的特色,在我看来,是说话时嘴巴能不张大就不张大。导致的后果是,当你习惯于这种说话方式也能被本地人听懂时,你的口音在外地人听来仿佛蚊子嗡嗡,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回京后说话变得瞻前顾后,先想清楚内容,用听力考试播音员般的声音在心中默念一遍,再张大嘴巴,提高嗓门,争取字正腔圆,一气呵成。旁人听了自然惊奇:“你们合肥人还真没什么口音哎。”他若是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那一定是另一套说法。讲话比较凶、比较冲,xi、pi等发音里都要带上si音的,那是合肥话;若是一句话中有几个字发音平滑一些,也许是巢湖话;在此基础上许多词的说法特殊的,一般是芜湖话;听不太懂但又感觉味道有点熟悉的,可能是黄梅戏之乡安庆的方言……安徽方言多而杂,有句话形容得生动贴切:“南蛮子、北侉子,中间夹个二傻子”,意思是说皖南的人说话蛮,皖北的人说话太垮,皖中、皖西的人说话夹杂不清,像个二傻子。虽说语音语调听起来傻,但车上侃侃而谈的叔叔阿姨们可一点都不傻。每个假期回家,他们都成了我获得家乡消息的第一来源。今年合肥哪里动工、哪个干部捅了篓子,天气好坏、市场行情、城市对比,随着话题逐渐深入,还会牵扯到某大商人的女儿是谁谁谁的女婿或是A当年和B是战友/同事/师徒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或是谁谁谁往上数十几代其实是江淮人这样难以考究的传言。当说出某些令旁人惊诧或是不解的话时,叔叔们的嘴角浮现出笑意,原本强硬的语气也变得缓和起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跟你讲……”不必去琢磨真假,火车上漫漫长夜里的乡音,再怎么添油加醋,也是一盘让你美到心里的好菜。有时,我也会常常在外地的同学面前这般吹牛,装出很是了解的样子说着合肥的兴衰变化、说着有趣的家长里短。满载着回忆的火车在脑海里轰轰隆隆,兜兜转转,一声鸣笛,车箱崩开,故事随之而来。怪不得别人说我满嘴跑火车。金庸的小说里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火车正是这样一个充斥着矛盾与调和的“江湖”。硬卧车厢靠窗的折叠座椅总是受到许多乘客的青睐,不爱上床或上下床不便的,习惯把行李往床上一丢,悠悠坐上椅子,观察全车厢的动静,等待睡意的到来。这椅子可不好抢,早上车才有抢到的机会。可登车的节骨眼上,人来人往、行李横行,窄窄的过道再容不下第二双腿。椅上人一边想坐稳这抢手的椅子,一边又不能挡路,只得整个人侧身紧贴车厢壁,一腿贴墙踩住窗下的横杠,一腿尽力回缩,双手环胸,面无表情,忍耐着熙熙攘攘的嘈杂,期待着发车后过道的宽敞与宁静。大人懂得在享受的同时克制自己,小孩可不一定。曾见到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孩因为上车前没给买自己想要的玩具,在车上哭闹不停,一边哭还一边喊着:“我要姥姥!我要姥姥!”好玩的是,他姥姥可不在车上,估计正在家中等待着宝贝孙子回家呢。小孩不管不顾地哭,可愁死一旁的妈妈了。她先是不停地说:“下车就给你买”,哄不成,开始讲道理,什么”家里已经有很多玩具”、”你是个听话的孩子”。最后被逼的没招,只好面露凶相,恐吓说再闹就武力解决。时不时脸色还得从凶狠变脸成温柔,给上下左右铺的乘客不停道歉,再转头面向小孩,眉一皱牙一咬,大喊:”你再哭信不信我打你!”可任由妈妈怎么努力,小孩的哭喊声丝毫未减。”打一顿不就好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终于,隔壁床铺的年轻小姑娘忍不住了,翻过身来大骂。这一嗓子可难住了妈妈。她抱歉地望了望睡眼朦胧的小姑娘,又望了望哭闹不息的孩子,来回多次,不知所措。正当众人准备看笑话时,“啪”的一声,妈妈一巴掌打在了小孩的手心上。“你再哭!”小孩先是一愣,哭声骤停,像是没反应过来。接着痛感传递,哭声又响,响声更甚之前。“啪”,又是一巴掌,不重不轻地打在脸上。“你再哭我就再打!”妈妈抬起右手,装作要打下去的样子,凶巴巴地说道。小孩再是一愣,满脸委屈地望着妈妈抬起的手臂,又望了望妈妈快挤坏了的眉头,不敢再做声。没过一会便熄灯了,火车的轰隆与断断续续的鼾声,在车厢里渐渐清晰起来。我不敢说这是孩子的家教不足还是年轻小姑娘缺乏包容,我只知道,没有答案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熙攘的车厢让故事愈发突出,也愈发精彩。《让子弹飞》的开头,八匹白马四蹄翻飞,车轮与铁轨撞击隆隆作响,两节“马拉火车”奔腾在崇山峻岭之间。随着张牧之“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话音落下,火车腾空而起。恰巧此时,Z225拉响风笛,车厢猛地一抖,吓得我赶紧扯下耳机起身坐起。“进个站这么大动静啊!”我点上手机屏幕的暂停,望向窗外,微黄的灯光下还有等待上车的旅人,欣喜地数着眼前缓缓停下的车厢。“吃着火锅,唱着歌儿”,回家真好。(作者为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学生)